歙县博物馆藏太平天国时期文物考释

1985年7月,时任歙县水电局局长的姚正源在整修老家深渡镇佛坑村老屋时,于厨房屋梁之上发现一小布包,内中叠有2件太平天国时期珍贵文物,分别是“辛酉十一年请天福颁发路凭”(以下简称“路凭”)和“佛山誊录实贴”(以下简称“实贴”)。同年他将文物捐献给歙县博物馆收藏。1998年,国家文物局近现代一级文物确认专家组确认路凭和实贴为国家一级文物。

路凭为连史纸质,尺寸30×34.5厘米。版周以粗细双线为边框,上部横书“路凭”二字,下部竖版墨印,预留空处有墨书填写和朱笔圈勾。左侧日期上钤21.5×11厘米的长方朱文官印,印文为“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请天福许根远”扁宋体,四周饰以双龙戏珠和海水江牙纹。路凭文字内容如下:

天朝开朝勋臣请天福兼王宗堂卫军主将文经政司协理徽郡民务许为给发路凭以便稽查事缘。本爵恭奉王宗堂卫军主将洪大人钧命偕同堂卫军正总提懔天义谢大人提理徽郡民务。兹有徽郡南乡乡民姚社有壹名,带夫壹名,马匹、船条前赴街口一带买货贸易,限日缴销。为此特给路凭,仰沿途守城、守卡官员兄弟验明放行,准其往返,切勿阻滞。而该民亦不执凭滋扰、夹带禁物、混杂奸细。致干查究,切切须至路凭者。

实贴为黄色棉皮纸质,尺寸22×31.5厘米。根据内容,可以判断这是姚社有在佛山抄录请天福整饬军纪布告的抄件。实贴文字内容如下:

请天福大人有令:绩溪官兵齐听。本爵恭奉王次兄金谕,驻扎深渡安民。设关征收课税,以便商贾通行。该处自尔等正月搬粮过起已有一月有零。又兼大队过境,目下民不聊生;子民百般寒苦,至今何日安宁?所有绩溪兄弟,明早即行归城。倘再任意驻扎,查出军令施行。如其办公至此,须呈路票为凭。急宜凛之、慎之,勿怪本爵无情。

太平军从1852年开始,在所占领管辖的地方开始推行使用国号加干支纪年模式的天历。这是与清政权所使用的夏历不同的历法,是对清朝正朔的公然否定。太平天历不置闰月,不计朔望,采用节气作为制历的基本法则,因此日序与夏历有所区别。路凭的“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贰月拾壹日”对应夏历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即公元1861年3月22日。

从两份文物提到的勋位、官职字面看来,显得非常显赫和权重,可是所载人物并不显著,无法在其他史料中找到事迹。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官制发生了激剧变化,到了1859年之后,滥封官爵现象尤为严重。出现了官员职守未变、而官阶大大提高,以致前期官阶较高的官爵实际地位大幅度下降,沦为卑官卑爵的普遍现象。于是作为中低级军官的洪主将、谢总提和许根远名不见经传就显得自然而然。

“开朝勋臣”和“天朝九门御林”,两者都是太平天国后期授予官员的虚衔。前者一说是1853年以前参加太平军者授开朝王宗,1860年以前参加者则授开朝勋臣;一说是按清朝省分区划称参加太平军的广西籍贯为开朝王宗,两湖者(湖南、湖北)为开朝元勋,三江者[江西、江南(上江安徽、下江江苏)]为开朝勋臣。总之是按照参加太平军的时间先后或者参加地域来授予该衔。后者意指被视为守卫天京的禁卫军地位。

“王次兄”和“懔天义”“请天福”皆为爵名。王次兄即天王洪秀全次兄洪仁达,属特爵诸王。天京事变后,天王在侯爵之上,增设义、安、福、燕、豫五爵,共成六等之封,爵位前皆加“天”字,第一字为封号。“燕”“豫”分别来自被除去王号的燕王、豫王所改顶天燕、护天豫。“安”“福”来自王长、次兄被除去的安、福王号,而石达开不接受的“义王”王号转化为“天义”,从而完成了六爵设置。此后愈封愈多,几乎到了举朝外皆义皆安的地步,当时所封六等爵的众多可以想见。

王宗堂卫军“主将”“总提”和“文经政司”俱是军职。主将在初期官阶甚高,太平天国前期设置五军主将和四方主将,只低于王一级。此后主将渐多,地位便渐低落,有按地域命名的,有以兵种命名的,有另加特衔的,“堂卫军主将”为太平天国后期属于特号主将中的一种。总提在1861年时是主将的高级部将,其位次当仅低于主将一级。文经政司属于中低级军官,隶属于朝将、主将与义爵,其副职为武经政司。

明清时期,乡人也有称徽州府为徽郡的说法,但在这里,“徽郡”是太平天国省郡制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太平天国以“府”字专指王府,“府,王府之称,至地名皆以郡字代。”于是为避讳而改府级区划为郡。

此外,还有佛山、深渡和街口。深渡是徽州水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来自上游练江流域的绩溪、歙县和渐江流域的黟县、祁门、婺源、休宁和来自下游浙江的物资均在此初步集散。佛山现名佛坑村,位于深渡北部2公里左右。街口在徽严二府之界,为新安江上溯的南大门,也是徽州通往浙江的水上咽喉,明清两朝都在此处设置巡检司,地理战略地位自不必说。

自1854年,太平军正式兵入徽州起,此后的十余年里,徽州一府六县处于频繁战火之中。2件文物都发生在辛酉十一年,路凭署确切日期,即1861年3月22日,而实贴发生在正月之后一月左右,大致也是同一时期。这前后,太平天国正在进行第二次西征,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部都出现在徽州左近,意图由皖南借道江西进攻武汉。其中李世贤部由广德经宁国、绩溪攻陷徽州。从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1860年10月9日)“府县两城俱陷”到次年五月十三日(1861年6月20日)张运兰“复府县两城”,太平军占据徽州府城长达九个月以上,并与清军在休宁、黟县、婺源等地形成拉锯战态势。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都立即进行“杀妖”和“安民”工作,为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做好准备,这两项工作完成以后,地方政权就随即建立起来。这些郡县守土官拥有军政、财政、刑政、民政等各方面广泛的职权,大多都是官阶颇高的统军将领兼理民政。因祁门、婺源、黟县在此时间内,还基本控制在清政府军手中,由此推断徽郡的实际控制范围只有歙县、绩溪和休宁的大部。太平军在稍离战场的歙县建立起临时地方政权——总提谢某营理徽郡民政事物,文经政司许根远作为其副手协理民务并驻扎深渡设关课税,根据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于其所辖征收银米。他们都直接对主将洪某负责,同时又奉“王次兄”金谕。文物产生的同时,李世贤主力正在全力进攻浮梁,由此看来,留守徽州的这支王宗堂卫军,不属于李世贤所部。

徽州粮食无法自给,承平岁月里“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殍;五日不至,有昼夺。”于是深渡至街口航道,作为粮食运输的生命线就尤为重要。在太平军占领徽州府之前,这是祁门湘军大营重要的补给线。李世贤部攻克徽州之后,迅速克严州、下临安、克富阳、攻杭州,意图将这条生命线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此时杭州未下,这条航道的补给能力还是大打折扣,军需物资输送能力都大不如前。从休宁县溪口镇金城村太平军题壁诗提到“天国拾年十二初一日起直到拾壹年正月五日无柴无米”看来,太平军粮食的匮乏可见一斑。太平军守土官通过颁发路凭等系列政策鼓励隐匿家中避祸的商人外出经商,颁发的路凭除了通行证职能外还兼有流动营业许可证的功能。这些做法不但可以缓解粮食等因贸易中断带来的短缺,而且减小太平军的运输压力,同时征收商业课税,增加财政收入,对其政权大有裨益。

当时,在皖南多支太平军互不统属、各自穿插作战,在战区还有“李秀成自芜湖来援……所过焚掠益甚,凡进贡之村落亦不能免,而侍逆之党散居乡村者,亦并受其屠掠”等烧杀抢掠以及故伤友军等战争暴行。但在政权相对稳定的地方,太平军还是大体做到了“告示安民”,整饬军纪,稳定地方的守土之责。许根远对绩溪过境搬粮的“兄弟”恋栈不去、滋扰地方的作为忍无可忍,以布告的形式要求他们尽快返回辖区。布告语言文白夹杂,通篇押韵,朗朗上口。这种文风除去天国内部对公文语言的要求外,也与参加太平军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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